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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2-02 17:0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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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改革要先加强监管、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这一条不做好,其他改革就难以取得预期成效。国有企业党委既肩负管党治党任务,又负有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要改革完善企业内部管理,严肃认真执行“三重一大”等各项制度,强化对重点部门和岗位的监管,坚决防止因改革不到位、决策管理不力,导致新的国有资产流失。任何一个企业的发展都离不开外部监督。现在,巡视监督已经取得一定成效,各级国资委、国有企业监事会的监管也要不断探索、实践和改进。国资委要履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职责,改进监管方式,健全国有资产资源监管制度,保证党中央关于深化改革的决策部署在国有企业得到贯彻落实。国有企业监事会对国有企业的日常监督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必须结合巡视发现的问题,认真反思以往工作为什么不到位,研究制定加强监督的对策和措施。,——2014年7月,给“南京青奥会志愿者”回信,勉励青年志愿者积极传播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用青春的激情打造最美的“中国名片”……

首先,和平与发展是当今的“时代主题”,这已成为我党文件的规范性提法,获得了全党的共识。邓小平首次提出此问题是在1985年。当年3月4日他在会见日本客人时是这么说的:“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邓小平的这一论断提出后,学术界就有人据此提出当今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的说法,甚至有不少以此为标题的专著出版,这显然是有所误解。因为邓小平说“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并未上升到“时代”。后来邓小平又强调“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就进一步说明他认为“和平与发展”是“问题”,而绝不是指当今世界已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说,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正式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的“时代主题”。自那时以来,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已成为党的文件中的规范性提法。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仍然说“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在伟大的全民族抗日战争中,党的组织得到快速壮大和发展。面对新形势和新任务,党大力加强纪律和规矩建设。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这两者都不可少。”七大党章首次把“四个服从”即“党员个人服从所属党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部分组织统一服从中央”,作为党的组织纪律予以确立,对扩大党内民主和实行集中统一领导作了详细规定。七大党章首次把纪律作为党的组织基础写入总纲,确立了纪律建设“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方针,对于正确执行党内纪律,保护党员正当权利有重要意义。七大党章重新规定设立监察机关,并明确其“在党委指导下工作”,对后来确立纪律检查机关双重领导体制具有重要影响。

从政府管理的理想状态看,一件事由一个部门提供服务效率最高。但是,在现实中,很多公共事务都是涉及多部门的,很难由一个政府部门完全承担。以环保为例,几乎每种环境污染都是多因素造成的,涉及多个部门的管辖范围,不可能仅靠环保部一家来解决所有问题。例如,化肥和农药的使用是现代农业发展和提高农产品产量的重要因素,但是,化肥和农药的使用往往会造成环境的污染。农业部门重点考虑的是农产品产量,而环保部门主要重视的是环境的质量。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两个部门之间就需要就如何科学使用化肥和农药,如何监测对环境的污染进行协调。,毋庸讳言,西方国家在现代化和现代国家治理上起步较早,形成了一些规律性认识和有益成果。我国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也吸收借鉴了西方国家的一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但正所谓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中西制度不同、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各异,因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也不会一样。具体来说,我国与西方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主要有以下三方面不同。

反腐惩贪挽回的387亿元,只是剥夺腐败官员和其他相关人员、企业不当获利的一本“明账”。深层次看,反腐斗争正在为新常态下的改革发展事业释放更多新的红利:收缴违法违纪所得,遏制奢侈浪费,能使更多财力用于社会保障和民生改善;严查“吃拿卡要”、权钱交易、违规审批等问题,能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带动经济活力提升;“老虎”“苍蝇”一起打,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能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激发经济的内生动力;强力反腐革除沉疴,党风政风为之一新,提振了市场主体信心,凝聚起全社会深化改革的共识。,在研究对象上,比较政治学首重外国政治研究。伴随着西方和东洋列强利炮坚船而来的民族危机,残酷地迫使清末以来的知识分子自觉自愿地了解或引介有关“夷情夷务”。无论是顽固保守派“西不如中”的见解、开明改良派“中体西用”的要旨、洋务派“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抑或激进分子“全盘西化”以求革故鼎新的吁求,大都建立在理解或误解外国情况并与中国进行特定比较的基础之上。甚至可以说,近代以来中国主张革新或反对革新的主张和运动无不包含了中外比较的思维活动。正因这样,梁启超先生在广为流布的《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一文中明确指出:“以今日论之,中国与欧洲之文明,相去不啻霄壤。然取两域数千年之历史比较而观之,可以见其异同之故与变迁之途。而察其原因,可以知今日之现状之所由来。寻其影响,可以知将来形势之所必至。”在以李大钊、陈独秀等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学术活动中,也可以发现相似情形:对比外国列强而生发出对本国封建落后、积贫积弱的悲愤,再度研究外国以寻求振兴之路,直至“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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